大唐兕子我的六个神豪小囊君第5章 吏治整顿与组织学

一月十日唐玄宗从长安出发前往洛阳。

路过崤谷（今河南省渑池县西南山谷）时道路年久失修唐玄宗打算把河南尹和知顿官免职。

宋璟劝阻道：“陛下正要巡幸各地如今降罪二人臣担心各地官员都会纷纷整修道路百姓就要深受其苦了。

” 唐玄宗听了连忙下令放了二人。

宋璟又说：“陛下降罪二人因臣言又放了他们这是臣在替陛下接受他们的感恩。

请求陛下下令将二人送到朝堂等待审讯然后陛下再予以赦免。

”唐玄宗同意了。

贞小兕算是见识到了——崤谷事件是体现宋璟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的又一个范例。

宋璟劝阻的核心逻辑是预见了皇帝一时之怒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后果。

他洞察到惩罚这两个官员会向整个官僚系统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皇帝极度在意道路状况。

这将导致各地官员为了自保和邀功不惜民力地过度整修道路产生巨大的“激励扭曲”（Perverse Incentive）最终苦害百姓。

这是一种典型的、高瞻远瞩的系统性思维。

宋璟的第二段话更是精妙绝伦。

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皇帝因他的劝谏而直接放人那么这两个官员的感激对象会是他宋璟而不是皇帝。

这会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基于个人恩情的权力关系削弱了皇权的绝对性和法律的权威性。

他请求将二人交付法司走正常程序后再由皇帝赦免这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权力归因”的矫正： 将“惩罚”的源头归于制度（法司审讯）。

将“宽恕”的源头明确归于皇帝。

他自己则退居到一个“依法进言”的臣子位置。

这个过程完美地维护了法律的程序正义和皇帝的终极权威同时避免了个人揽功的嫌疑。

这体现了宋璟对权力运行规则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政治洁癖”。

车驾暂停整顿之时小兕作为随行人员恰好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幕。

她内心深受震撼。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的完美实践！”小兕几乎要为之喝彩“宋公此举不仅是体恤民力更深谙组织行为学的精髓。

在任何一个体系中如果下属将所受的恩惠归因于其直接上级的个人干预而非体系本身的规则或最高领导者的仁德就容易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滋生小团体主义。

宋璟强制将这个过程‘程序化’、‘透明化’确保所有的感恩和权威都最终指向皇帝本人。

这强化了‘皇权-法律’体系的权威而非他个人的影响力。

这是一种极其高级的忠诚也是一种维护组织健康的必要手段。

” 她对比姚崇和宋璟的风格：“姚崇善于利用规则解决问题甚至灵活变通；而宋璟则致力于建设和维护规则本身确保权力的运行在规则的轨道内。

一个‘用术’一个‘明法’。

难怪史书评价‘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 二月三日唐玄宗来到了洛阳。

抵达洛阳对于整个帝国行政体系而言是一次大规模的压力测试和实战演练。

随行的庞大官员、军队、后宫以及随之而来的文书、物资调动考验着整个国家的后勤与行政效率。

这也为唐玄宗提供了一个跳出长安固有利益格局近距离观察东方州府情况并重新调配政治资源的机会。

贞晓兕发现宋璟与姚崇一样也是在位四年。

在这四年里宋璟在整顿吏治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促使唐玄宗疏远功臣——组织更新与“沉没成本”陷阱 唐玄宗与太常卿姜皎是老友。

《定命录》上有一段记载了唐玄宗与姜皎相识的故事： ... （此段关于姜皎与唐玄宗结识的故事原文完全保留） 宋璟对唐玄宗说姜皎兄弟的权势太大这不是保全他们的好办法。

唐玄宗也表示同意。

开元五年七月唐玄宗下诏改任姜晦为宗正卿并称： “西汉高祖的诸位开国功臣因为手握大权而不能保全；东汉光武帝的诸位开国功臣却因为远离权势生活悠闲得享荣华富贵。

应该将姜皎放归田园散官、勋官、封爵照旧。

” 宋璟建议唐玄宗摒弃姜皎与姚崇建议唐玄宗摒弃刘幽求等功臣是一脉相承的。

功臣、故旧往往自恃功劳容易张扬跋扈他们又没有多少治国理政的本领重用他们弊大于利。

贞晓兕发现处理功臣问题是历代开国或政变后新君面临的共同难题。

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角度看： “沉没成本”陷阱（Sunk Cost Fallacy）：君主往往因为与功臣有共患难的经历（巨大的情感和历史投入）而难以理性地割舍即使他们已不再适合新的岗位。

这是一种典型的“沉没成本”心理陷阱。

“群体思维”（Groupthink）与信息茧房：功臣集团容易形成封闭的小圈子排斥异己导致皇帝听到的信息单一化形成“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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