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挥了八年抗日战争第24章 凛冬临陪都惊变生河内

十二月的重庆终于显露出它作为“雾都”的本色。

太阳成了最奢侈的稀客。

连绵的阴雨夹杂着从两江上蒸腾起来的、化不开的浓雾将整座山城包裹在一片灰蒙蒙、湿漉漉的寒冷之中。

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干脆利落的冰冻而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浸入骨髓的湿寒如同这个国家此刻的心情压抑、沉重看不清前路。

随着国民政府的正式迁入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城市被时代的大潮猛烈地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人口在短短数月内从几十万暴涨至数百万。

狭窄的石板路上永远是拥挤的人潮。

穿着长袍的本地居民扛着行李的下江人穿着各式军装的士兵金发碧眼的外国记者……各种口音各种面孔汇聚在这座依山而建的巨大迷宫里共同呼吸着混杂了煤烟、饭菜香、汗水和消毒水味道的、属于战时首都的独特空气。

然而在表面的喧嚣之下一股无形的暗流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涌动。

武汉会战的失利和文夕大火的国耻像两块沉重的乌云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万家岭大捷带来的短暂兴奋早已被严酷的现实所冲淡。

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这个词听起来充满了坚韧和希望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更漫长的煎熬更困苦的生活和更渺茫的胜利曙光。

失败主义的病毒开始在这种湿冷而压抑的空气中悄然滋生、蔓延。

我的参谋本部已经搬迁到了渝中区上清寺的一处院落这里曾经是四川军阀的官邸。

条件比初到时好了许多。

至少我们有了一间可以悬挂完整作战地图的会议室电话线路也经过了重整不再那么频繁地中断。

但是我的心情却比在武汉时更加沉重。

我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不再仅仅是战场上的拼杀更是一场围绕着“战”与“降”的、意志与人心的殊死较量。

而这场无形战争的第一个引爆点就在这个阴冷的十二月以一种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轰然炸响。

一、第一周（12月1日-12月7日）：寒雾中的暗流 十二月的第一天我签发了自迁都重庆以来的第一份关于全军冬季整训的纲领性文件。

这份文件是我在长沙之火的痛苦反思后联合军政部、军训部的同僚耗费了近半个月心血的结晶。

其核心不再是单纯强调军事技术而是将“军民关系”和“持久战思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我明文规定所有部队在整训期间必须派出官兵帮助驻地民众修复水利开垦荒地。

我要求从军长到士兵都必须参加由政工干部组织的、关于“论持久战”的学习。

我要让每一个人都从骨子里明白我们打的是一场全民的、长期的、以弱胜强的战争。

民众的支持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坚韧的意志是我们最强的武器。

这份文件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许多习惯了传统治军方式的将领对此颇有微词。

他们认为士兵的天职就是打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是“不务正业”。

“韩次长恕我直言。

”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一位从北方战区来的集团军总司令带着几分酒气毫不客气地对我说道“您让弟兄们去学习延安那边‘泥腿子’的做法又是帮老百姓种地又是学习什么‘持久战’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我们是中央军是正规军！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补充装备如何反攻如何收复失地！而不是在这里跟日本人比谁更能熬！”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声。

他们依然沉浸在“决战”的幻想之中渴望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洗刷之前的耻辱。

我看着他没有动怒只是平静地问道：“王总司令我问你武汉会战我们投入了百万大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万家岭我们全歼了日军一个师团可我们自己伤亡了多少？反攻拿什么去反攻？拿弟兄们的血肉之躯去填敌人的钢铁火网吗？” 我的反问让他哑口无言。

“时代已经变了。

”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那从北到南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漫长的战线“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所有重要的工业区和交通枢纽。

我们已经被彻底地封锁在了这片贫瘠的西部山区。

在这种情况下跟敌人拼消耗拼装备无异于以卵击石。

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比他们更能忍更能熬。

我们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有四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

谁能把这种优势真正地发挥出来谁才能笑到最后。

所以我搞的这些不是‘花里胡哨’而是我们现在唯一能走的路。

” 我的这番话虽然暂时压制住了反对的声音。

但是我知道思想的转变远比战场的胜利更加艰难。

一种弥漫在国府高层的、看不见的暗流正在顽固地与我的“持久战”战略进行着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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